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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億帶來的學術環境汙染

知識通訊評論 2010/09/13

台灣大學在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中又躍進了二十三名，且蟬聯兩岸三地第一名。如果短期的經濟開發必會導致永久的環境惡化，所以必須評估，那麼，短期的學術開發，會不會導致永久的學術文化的衰敗，怎麼能不加以評故檢討呢？

【文/知識通訊評論】

象徵現代化與經濟開發的六輕、國光、中科所引發的環保議題方興未艾，象徵台灣學術大開發的五年五百億則似乎大放異彩。台灣大學在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中又躍進了二十三名，且蟬聯兩岸三地第一名。如果短期的經濟開發必會導致永久的環境惡化，所以必須評估，那麼，短期的學術開發，會不會導致永久的學術文化的衰敗，怎麼能不加以評故檢討呢？

每次往前躍進一步，困難就更大，因為現在大家的對於排名的標準，還是根據幾個具體的理想中的歐美大學訂定的，距離他們愈近，排名就愈高，但無論怎們接近，不可能比哈佛耶魯更接近哈佛耶魯自己，所以愈近愈難。可見，最後追不上的話，是非戰之罪。令人擔心的是，這種訂指標、追排名的短期思維既然永無止境，不可能達標，那對我們的學術環境會不會造成什麼萬劫不復的污染？

其中最嚴重的是人心的汙染。學術高層一旦認識到訂指標的重要性，就開始玩起指標的把戲。許多學門的領導人、召集人、掌門人因此不顧一切的把各自學門的指標，以自己為標準訂定下來。自己沒有做的研究，就不承認為有意義的研究；自己曾發表文章的期刊，就當成是全世界最好的期刊；自己採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國家研究經費應該補助的方法。

這不夠，因為自己會這麼做，別人當然也會，所以還要拉幫結派，相互傾軋，爭取各種名位。未雨綢繆者，更鎖定有潛力的競爭者，或嘗試收編，或即早封鎖消滅。其中手段最惡劣的，往往總能躋身高位，於是甚至可以公然違反程序，斯文掃地的裹脅其他人默許。青年學者目擊耳聰於此，對學術的意義感到迷惘，被迫隨波依附尾隨，運氣好的，就淪為替有權者製造論文的機器，換取安身立命的機會。

影響所及，多數不能獲得青睞的後進學者，必須偷窺這些極少數的個人生涯軌跡，模仿他們的研究與發表模式，從事未必適合自己性向或天份的研究計畫，操持妨害自己思考的語言。這時，學術不再是追求真理的事業，而是發表技巧的演練。學者之間不再討論宇宙天下，轉而切磋論文發表的竅門。英語成為唯一的文明語言，國際則被宅化成必須排除亞洲方可，甚至就連東亞研究所也開始輕視起日語或韓文。

五年五百億號稱是追求國際化，內捲與汙染卻已經明顯至極。在多數學門領導人沒有能力躋身國際的現實條件下，出現兩種畸形。一是能在國際上發表的，不論掛名的台灣學者實際貢獻多少，或對台灣學術的發展貢獻多少，或對學術本身貢獻多少，都一概大褒特褒，百獎加身。這當然就鼓勵短期性、虛擬性的偽課題，並斲傷有長遠影響的基礎研究。這點各方早有認識，只不過五百億列車已然啟動，剎車不及，只能任憑落崖。

二是，學門領導自忖已無緣繼續在國際上競爭發表，便擔心被取代，上焉者以為了故舊門生謀福利的姿態，而下焉者集中在自己的名位保衛戰上，展開醜陋的學閥政治。這時各種以國際化為名目的政策或預算，背後隱藏的當然是與國際化毫無關係，甚至主要是防止國際化的各種動機，以免自己的地位有朝一日遭到取代。此何以任何一點小職位如系主任，到頗有政策影響的學門召集人，再到如日中天的中央研究院院長，都有人不擇手段地企圖染指。

中科的發展引發爭議的原因之一，是環評不能貫徹。但是五年五百億連環評都沒有。所有教育部的評估作業，都集中在成果上，尤其是發表的成果。這就像是對中科的環評內容，集中在中科帶來的開發效益，而不是對環境帶來的負擔，豈不荒唐至極？可見，中科因為環評不徹底帶來疑慮固然需要檢討，可是與教育部的五年五百億只有開發而沒有環評比起來，讓環保團體氣到瘋狂的中科，要比五年五百億強得多了。台灣大學進步二十三名背後的毀滅性意義，就難以揭發了。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九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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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價值與文化涵養

知識通訊評論 2010/08/12

學術知識的扯上價錢，其實與科學脫不了干係。在人類歷史上，無分中外，追求知識本身自有一種意義和價值，也都在社會得到一種肯定與實利，不過國家來支持學術，肯定學術的價值，特別是賦予學術一種實質的價值，正是科學的功勞或者罪過。

【文/知識通訊評論】

兩年一度的中研院院士會議，總會使社會注意到學術的價值問題，今年也不例外，總統在院士會議開幕致辭，就說要咬牙支持學術經費，後來也有學者為文，特別點明不能開院士會才重視學術，一時之間，學術的價值似乎就像是學術的價格，那麼學術值多少呢？

學術知識的扯上價錢，其實與科學脫不了干係。在人類歷史上，無分中外，追求知識本身自有一種意義和價值，也都在社會得到一種肯定與實利，不過國家來支持學術，肯定學術的價值，特別是賦予學術一種實質的價值，正是科學的功勞或者罪過。

二次大戰以前，科學學術能得到的資源相當有限，那時只有少數的基金會資助科學家，進行訪問研究，能得到資助科學家的數目也十分有限。一九二○年代，德國量子力學大物理學家波恩寫信給他多年好友愛因斯坦，希望愛因斯坦能推薦一位傑出俄國物理學家余默得到資助。愛因斯坦回信婉拒，還說只要有一次閃失，推薦了一個二流物理學家，就會喪失所有影響力。這個故事反映的正是當時那種資源有限的真實景況。

二次大戰完全改變了這種景況，原因是科學在二戰中發揮了無比關鍵的作用，尤其是原子彈的決定戰爭勝負，改變歷史進程，使得各國在二戰之後，莫不大力投資科學，成立專責機構，資助科學研究。如果用愛因斯坦的話來說，二戰之後莫說是二流的，也許二十流的研究者都能夠得到經費的支助。

二戰迄今逾六十年，國家支持科學並廣及其他學術的作為，不但沒有偃止，甚至日益擴張，受支持的學術體系也愈益龐大。已故的美國眾議院科學委員會主席布朗十多年前就說過，二戰以來，美國擁有博士學位科學家數目的增加，超過美國人口成長速度，這種基礎科學群體的擴張，基本上是科學經費增加的一種市場反應。

數十年來，支持學術成為常態，經費人數體制不斷膨脹，偶爾碰上經濟不景氣，支持經費稍減，便要引起研究者的抗議，好像支持科學是天經地義的事，不支持科學就是不支持知識進展，不尊重學術，甚至會危及人類文明的進步。

我們可以用幾個例子來看，一九二○年代量子力學的發展，被認為是人類物理科學上最輝煌璀璨的革命成就，卻是在一個沒有國家經費大力支持，由也許不到兩打頂尖物理學家發展成功的。另外則是一九三八到一九四六年對日戰爭期間在昆明的西南聯大，在那個既沒有經費，也沒有國際化的環境中，卻創造出了中國近代教育歷史上，最為耀眼的學術成就。

一點不錯，一九二○年代的歐洲和物理科學，一九三○年代的中國學術，都與今日競爭熾烈，快速發展的科學研究大不相同，今日的科學也不可能在那種條件中進展，不過量子力學和西南聯大的例子，卻也真實地反證出，沒有經費並不是出不了好結果的最根本原因。

今日的體制化追求經費和競爭中，產生出來的學術價值觀，不但建立在學術得到支持經費的多寡，也建立這些經費產生的成果之上，這多是量化的論文和專利的發表，這些量化的標準，也造就出今日學術科層體系中一種位階關係，學術中人沈溺其內，也據以為爭取支持學術資源的正當化理由。

為了避免過於制式化的學術規範，歐西學術界近年漸有對支持科學研究正當性的質疑，現為美國能源部長的諾貝爾獎得主朱棣文，前幾年就曾經說過，科學界要追求的是問題的解決，不應該只是追求更多的科學論文。

我們的科學和學術問題，除了西方那種社會價值標準的挑戰，還有我人文化內涵迥異的意義問題，領受社會諸多資源的學術中人，如果還覺得沒有受到尊重，豈不該反躬自省？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九十四期】

院士會議是學術饗宴？還是一場熱鬧的拜拜？

知識通訊評論 2010/07/15

院士會議是學術饗宴還是熱鬧的拜拜，其實也不難分辨；我們只要問與會的院士們與中研院的主事者，究竟有沒有搞清楚院士會議是作什麼的，便可立見分曉。

【文/知識通訊評論】

中央研究院將在七月召開第二十九屆院士會議。這是國內學術界兩年一次的盛會。過去有不少人戲稱，這是中研院每兩年一次的大拜拜。院士會議是學術饗宴還是熱鬧的拜拜，其實也不難分辨；我們只要問與會的院士們與中研院的主事者，究竟有沒有搞清楚院士會議是作什麼的，便可立見分曉。

如果回顧中研院發展的歷史，中研院創立於民國十七年，首任院長為蔡元培先生，它一開始是先有研究所的。中研院設置研究所有它特定的時代背景。民國初年全國處於兵荒馬亂之際，蔡元培先生提出「唯一之救國方法，止當救亡圖存，致意青年有志者，從事於最高學問，歷二、三十年沈浸於一學」。因此當時成立研究所的目的，是試圖傾全國之力在中國的文化沙漠中，建立一個庇護所，藉以呵護一絲學術命脈的延續。

如今中研院則包括了院士會議和研究所二大部分。院士會議是全球華人學術精英的結社，而各個研究所則是政府支持專事研究工作的機構，二者之間其實沒有任何必然的關連。而院士的職權則非常清楚地明訂為.一.選舉院士及名譽院士；二. 選舉評議員；三. 籌議國家學術研究方針；四. 受政府及有關單位之委託，辦理學術設計、調查、審查及研究事項。如果我們仔細審視院士們對自己職權的認知，除了最簡單的投票選舉外，恐怕沒有什麼人清楚知道他們在院士會議中還可以作些什麼！其實不要說院士，就是中研院院長恐怕也沒有弄清楚，院士會議真正的角色該是什麼！

這樣的說法或許有失偏頗？但是我們看看中研院院長在兩年前院士會議開幕的致辭中說了些什麼！在這篇三千多字的講稿中，翁院長只圍繞在一個主題上，那就是： 「….本院目前共有二十一個研究所、三個研究所籌備處及七個研究中心，分為數理科學、生命科學及人文社會科學三大領域。現有人力包括助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七百八十八名、研究技術人員七十三名、博士後研究人員五百六十二名、行政人員三百零五名、研究助理及研究生約三千五百名，總數約有五千三百名。在經費方面，本年預算約一百零三億元，較上年度微幅成長百分之二點五，另有國科會及其他單位補助或委辦計畫款項二十六億餘元…」。到了最後才了兩百多字一筆帶過： 「…為落實院士「籌議國家學術研究方針」之職責，並將其制度化，本院針對學術發展相關及社會關切之重要議題，結合院士及國內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研究小組，經常討論研議，並出版報告提出建議。」

至於院士們在院士會議中的發言與表現，過去偶而可以從報章雜誌上聽聞一些，能展現宏觀視野的論述不多。許多院士的發言多還是圍繞在中研院的研究所上，而讓人有角色錯置的感覺。簡單的說，當我們問中研院院士在國內學術發展上應扮演什麼角色，與問中研院各研究單位應如何發展是完全不同的問題！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中研院院士會議的網站中，也列出了「院士會議提案處理情形」與「國內院士季會紀綠」的欄位。但是前者連線的回應是「找不到」，而後者則完全沒有回應！

其實不要說院長或是院士，就連每年要編一百多億預算給中研院的總統也沒搞清楚過院士會議是幹什麼的！兩年前，馬總統在院士會議開幕致辭時，不也只是會講：「中央研究院是我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擔負著提升獎勵學術與培育研究人才的重要使命。就研究面向而言，中研院目前的三十一個所、處、中心，組織堪稱完備，且在各個不同的學術領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優良學術傳統的建立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只有透過不斷嚴苛的檢討與反省，我們才能從中逐漸累積出經驗與智慧。但願第二十九屆院士會議能有一個新的起點，從總統、院長到與會的院士們，你們難道還要如此行禮如儀下去嗎？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九十三期】

大學評鑑/卓越的禿鷹

知識通訊評論 2010/06/08

評鑑指標關心發表論文的數量，因此大學又必須設法增加教授的英語論文發表數量。人文社會與法律專業在這幾方面比較吃虧，因此絞盡腦汁增加英語論文發表數量的旁門左道就興盛起來。

【文/知識通訊評論】

教育部推動國內大學追求卓越，要在國際評鑑機構關心的指標上加強。比如，國際評鑑指標關心國際化，因此大學開課與招生都應該向英語化的方向發展。又比如，評鑑指標關心發表論文的數量，因此大學又必須設法增加教授的英語論文發表數量。人文社會與法律專業在這幾方面比較吃虧，因此絞盡腦汁增加英語論文發表數量的旁門左道就興盛起來。

初期想到的方法，是把有能力發表英語論文的外國教授請到國內演講，好好招待，授予一個訪問教授的名義，央求他們下一次發表論文時，把台灣的學校放在名字後面。這個方法如果可行，那真是快速有效，且不需要改變台灣學術的任何狀態，就可以提高評鑑的分數。不過壞處是，這樣的交易除了有違學術道德之外，國外教授為什麼要同意配合呢？如果不同意，錢不就白花了？而事實也是如此。

第二個辦法是直接鼓勵台灣的教授努力發表英語論文，最好能速成。比如每年四到五月是五年五百億學校預算出爐的時候，十一月底要求得到研究獎勵的教授把預算花完，十二月底要看發表成果。這個辦法比較正規，但實際上仍然不脫造假。畢竟一篇論文從研究到完成，再到發表，三年內能完成者幾希？怎可能半年就得出成果。不過會計單位有會計單位的考量，如果為了得到研究獎勵，教授就不得不為了滿足會計單位而造假。

於是乎，今年申請的研究計劃，與今年發表的論文往往不相關，而其實是往年的研究成果，至於今年的研究成果何時能發表，誰也不知道。或者，今年的研究計劃，根本是往年已經進行，因此即使今年的研究成果與今年的計劃內容相符合，但卻根本不是今年所進行。這樣一來，今年的研究經費或研究獎勵對於未來的研究有何幫助，絲毫無法評估。但教授如果不如此造假，就拿不出研究成績，也就得不到研究獎勵。這樣的造假，到底是教授要負責，還是會計要負責？到了年底帳報完以後，誰也懶得追究。

無論如何，上述這種提升評鑑分數的方法，不但規模小，而且沒有持續力，久而久之，學術領導還是要面臨論文發表數量不彰的挑戰。於是，有些領先的學校就發揮企業家精神，想要採取大規模的經營方式，以爭取長遠的效果，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就是將研究經費化零為整，以禿鷹的方式，在國際上蒐尋經營不善的國際期刊，與之進行整批交易的談判，以便能夠在結構上保障未來幾年本校教授的論文發表數量。

若能集中運用，邁向頂尖大學的經費尚稱豐富。如果有國際期刊缺乏經費或人力，甚至缺乏投稿，因此出現斷炊的危機，一旦掌握到這樣的資訊，就可用邁向頂尖的經費與人力挹注之，將期刊的編輯權如標會一樣，以每年一期或兩期的方式進駐，然後便可以在這一、兩期內安排發表本校教授的文章。當然期間必須夾雜別的國家作者的論文以為障眼法，但所謂別國作者，可能也就是原來期刊所在國家的教授，故將來輪到他們擔任編輯的時候，同樣可以夾雜我校教授的文章。如此相互照應，水漲船高。

類似禿鷹的其他作法，便是與國外擁有學術期刊的學校合作，提供邁向頂尖大學的研究經費給他們舉辦國際會議，其中安排我校若干教授參加，俟會議結束後，將會議論文集中，可以替國外合作學校的期刊出版專輯，如此我校參與國際會議的教授就有了發表機會。

根據大學評鑑中心的說明，ESI論文排名統計顯示台灣各大學的論文發表數量近年迭有成長，節節升高，但是論文質量或被引用次數則進步有限，呼籲今後要注意質量的提升。這個呼籲令人毛骨悚然，表示過去提升論文數量的旁門左道，將轉而投入在提升論文被引用次數的旁門左道上。

綜合比較，真正對於評鑑分數有提高作用的，應該是禿鷹式的學術經營策略，其中我校教授做研究與寫作的工作仍不可少，但是發表的機會卻會大大增加，且可相互引述，水漲船高，因此應該是台灣學術界邁向卓越可行的且較好的戰略選擇。禿鷹戰略的缺點是無法提振基礎研究，所以後續力仍然仰賴把教授個人的單打獨鬥加總起來，而不能真正深化研究實力，邁向頂尖。但若是就教育部提高國際評鑑分數與各大學爭取預算的主要動機來看，卻已十分的充分。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九十二期】

由科學回歸格致

知識通訊評論 2010/05/19

今年是《科學月刊》雜誌創刊發行的四十週年，這一整年裏，有許多討論科學教育和科學普及的聚會，這些蓬勃的科學文化活動，不但再見證了《科學月刊》傳承科學普及使命的角色，也是反省科學在我們文化中地位的一個時機。

【文/知識通訊評論】

今年是《科學月刊》雜誌創刊發行的四十週年，這一整年裏，有許多討論科學教育和科學普及的聚會，這些蓬勃的科學文化活動，不但再見證了《科學月刊》傳承科學普及使命的角色，也是反省科學在我們文化中地位的一個時機。

《科學月刊》的科學文化承傳，不說其他，光看四十年前的發刊辭，就可以知道這份科學刊物承續的，正是科學在我人文化中的一種代表意義，它與一九一五年一些留學生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組織科學社起步，後來辦起一份《科學》雜誌的思維心態，可說是一脈相承。

《科學》雜誌創辦未久，便發生了「五四運動」，這個以高舉包括代表「科學」的「賽先生」，來揭櫫「救亡」和「啟蒙」信念的文化運動，正是與科學進入我人文化歷程帶來的心理影響，息息相扣的。

如同英哲懷海德說的，近代科學十七世紀的在歐洲萌生，是人類文化中的一個歷史偶然，也是人類面對自然宇宙思維的一個特例。毫無疑問，這一個偶然特例，歷近四百年發展，已經成為人類文明中影響最為強大的一個知識思維體系。

近代科學的影響力，或有拜其思維邏輯周密之一端，但正如二十世紀著名大物理學家威格勒在他(科學的限度)文章中說的，「近代科學的成功不是來自知識理論的正確性，而是來自其可以發揮的巨大應用效力。」也正是科學實徵致用的巨大應用效力，使歐洲這個晚進文明，解放生產，擴張殖民，憑藉著科學而來的強勢武力，成就其當今的文明面貌。

如果回顧「五四運動」時我人的面對近代科學，則是經藐視、抗拒到屈辱，受壓迫而接受的歷程之後，形成的一種或全面臣服，或視為理想典範的心理。

由《科學》到《科學月刊》，由「五四運動」而至今日，近一個世紀的歷程，可說是乾坤巨變；就我人文化的以「科學」來「救亡」而論，成就不可謂不彰，而近代科學「簡近因果」「局限範圍」的實徵致用，雖仍可觀，但面對細緻幽微物質，繁衍複雜生命，已難免局部解釋合理，整體意義失焦的根本問題，此在創生近代科學母文化的歐美社會之主流學院之中，已有諸多的思辯。

其實就「科學」一詞而言，根據許多考證，在一九○○年以前，我人文化中並無「科學」一詞，是以傳統文化中的「格致」來指稱西方的自然科學，到二十世紀之後，中國知識份子欣羨於日本的現代化，才放棄「格致」一詞，採取日本學者西周最早使用的「科學」來指自然知識的探索。

就文字表面來看，「科學」正如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學者西周的用意，指的就是「分科之學」。而此一外來詞彙，由於外顯強大功用，內裏涵義空洞，遂在我人文化裡形成一種符號化甚至符咒化的現象，嘗以之為口頭泛論。清末民國以降，科學的一種符咒效應，可說至今未去。

如果回顧「格致」在我人傳統文化中的意涵，可知「格致」原是三綱領八條目的起始一環。著名文化學者金觀濤就認為，民初中國的新知識份子將傳統「格致」功能賦予「科學」，是要以「科學自然觀來建構新道德」，讓「科學的引進中國走了一個怪圈」。但如果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強調自然思維之道德依歸，對比起近世科學知識本身引致的倫理爭議，以及其造就近代世界面臨的多元危殆景象，可見出「格致」與「近代科學」相比，或當下實徵致用不足，然「格致」的文化內裏，意涵深刻，不但避去了「科學」的符號之弊，就長遠看去，或還會是更周全的一種宇宙觀照。

【《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九十一期】